我站在病房门口，看着医生把那张床推走的时候，走廊尽头出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方翠阿姨和李清月。
李清月穿着那身蓝黑色的校服，背着书包，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几缕碎发贴在脸颊上，像是放学之后直接赶过来的。
她站在走廊的那一头，隔着长长一段距离看着我，没有走过来。
就那么站着。
走廊的白炽灯在她头顶投下一圈惨白的光，她的脸藏在灯光的阴影里，我看不清她是什么表情。
方翠阿姨走过来的。
她穿着一身宽松的深蓝色裤裙，整个人看起来比之前圆润了不少——不是胖，是一种说不上来的丰盈感。
她走到我面前，没有说什么节哀顺变之类的话，而是直接张开手臂把我搂进了怀里。
她的怀抱很温暖，带着一股淡淡的葱花味和面粉味——大概是出门前来不及换下那件围裙。
“宾宾，要撑住。“她的声音压在我头顶上，闷闷的，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你有奶奶，还有我，还有清月。“
我埋在她肩窝里没有动，鼻尖酸得厉害，但我没有哭。
我已经哭了太多次了，眼泪好像已经流干了，眼眶里只剩下一种干涩的、烧灼的感觉。
方翠阿姨的手掌一下一下地拍着我的后背，像小时候我摔跤了她也是这样拍的——力道沉沉的，隔着一层薄薄的衣料传进来，带着体温。
奶奶没有哭。
她一直坐在走廊那把不锈钢排椅上，背挺得很直，两只手交握在膝盖上，看着医生推着那张床消失在走廊拐角的背影。她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站起来。椅子腿在地砖上刮出一声短促的摩擦声。她走到我面前，那只布满老年斑的手抬起来，落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
“宾宾，咱回家。“
就四个字。没有多余的修饰，没有煽情，没有哭天抢地。她说完就转过身，佝偻着背往外走，脚步很慢，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
我跟在她身后走出了医院大门。深秋的风迎面扑来，带着一股清冷的、干燥的、人间烟火的气息。
那是十三岁那年秋天，我最后一次回头去看那栋灰白色的住院楼。
李清月还站在走廊尽头那个位置，隔着玻璃门，她的身影缩成了小小的一团。
我没有看清她有没有在哭。
葬礼办得很简单。
没有大摆流水席，没有请吹鼓手，就是家里几个人加上几个父亲生前跑船时的老同事，在老家的院子里烧了一叠纸钱，洒了三杯白酒，立了一块碑。
碑是奶奶选的石头，青灰色的，上面刻着父亲的名字和生卒年份，简单得没有一句多余的悼词。
父亲以前跑船挣的钱，大头奶奶还是存着的。
白伟华这个人，手松管不住，在牌桌上输了不少，但他每次跑船回来交到奶奶手里的那一份，奶奶一分都没动过。
存折压在她衣柜最底下那层那个铁盒子里，用一块红布包着。
但坐吃山空这个道理，奶奶比谁都明白。
葬礼结束后的第三天，奶奶和方翠阿姨开始蒸包子卖了。
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谁先提出来的——大概是她们两个人在厨房里商量好的。她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起来了。我睡在堂屋的折叠床上，能听到厨房里传来的声音——水龙头打开的声音、面盆被放在案板上的闷响、方翠阿姨轻声问“面发好了没“的声音、奶奶用围裙擦了擦手说“还差一会儿“的声音。那些声音低低的，混在黎明前最深的那片黑暗里，像是这个家还在呼吸的证明。
方翠阿姨的手艺确实好。
她做的包子皮薄馅大，面皮发得恰到好处，咬一口松软又有嚼劲，肉馅调得鲜而不腻，咬开来还有一汪滚烫的汤汁。
奶奶负责揉面和包包子，方翠阿姨负责调馅和上笼蒸，两个人配合得像是已经搭档了几十年。
头几天只做了一笼屉试水，拎到菜市场门口摆了个小摊，还没到中午就卖完了。
后来越做越多，三笼、五笼、八笼——老街坊们口口相传，都知道菜市场门口那个戴蓝布围裙的方大姐卖的包子实在，一块钱一个，咬开直冒油。
日子好像在慢慢恢复正常的轨道。
我在体校的训练也重新走上了正轨——每天天不亮出操，跑步、力量、投掷，循环往复。
汗水冲刷着我的身体，也冲刷着我脑子里那些不愿意去触碰的画面。
铅球的重量落在掌心的时候，那种沉甸甸的、压手的实感，能让我暂时忘记很多东西。
然后，又一个清晨。
那天是周六，我没有训练，在家帮着方翠阿姨包包子。
她正在案板前弯腰揉面，整个人俯身在案板上，两只手交替着将那一大团面团反复折叠、按压——忽然她的手停了一下。
我以为她是要换姿势，没有在意。
然后我看到她的身体往旁边倾斜了一下——很轻微的一下——然后她整个人像个被人抽掉了支架的稻草人一样，软软地往地上倒了下去。
“方翠阿姨！“
我冲过去的时候她的膝盖已经磕到了地砖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咚“。她的脸色白得像一张纸，额头上沁出一层冷汗，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我手足无措地蹲在她旁边，想扶她又不敢乱动，最后还是奶奶从厨房里快步走出来，看了一眼，果断地吩咐我：“打电话！叫车！去卫生院！“
卫生院的老医生检查完之后，摘下老花镜，看了看方翠阿姨的病历本，又看了看她的脸色，最后用一种见惯不怪的平淡口吻说了一句话：“没大事。怀孕了。早期，有点低血糖，加上劳累，才会晕倒。回去多休息，注意营养。“
我站在诊床边上，整个人愣住了。
方翠阿姨也愣住了。她的手放在自己的小腹上，呆呆地看着天花板，过了好一会儿才问了一句：“……多久了？“
“四个多月吧。“
四个多月前。
奶奶坐在卫生院走廊的长椅上，听完这个消息之后沉默了很久。
她那双浑浊的、被皱纹包围的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光在缓缓地转动着。
她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把那根拐杖立在膝盖前面，两只手交叠着握住拐杖头，下巴搁在手背上，闭上了眼睛。
回到家之后，奶奶把方翠阿姨安顿在床上躺好，又给她倒了一杯红糖水放在床头。然后她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方翠阿姨的床边。
“小翠。“奶奶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你跟奶奶说实话。是伟华那个混账东西……欺负你了？“
方翠阿姨没有回答。
她把脸埋在被子里，很久很久没有说话。
但她在被子下面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就一下，很小幅度的一下，像是蜻蜓的尾巴在水面上点了一下。
奶奶的手抬起来，在半空中停了几秒钟，最终落在了方翠阿姨的肩膀上，拍了拍。
她什么都没说——但那只手放在方翠阿姨肩膀上的时间很长，长到窗外树影从东边挪到了中间，长到阳光从窗户外面斜斜地照进来，在两个人的轮廓上镀了一层安静的金边。
半年后，方翠阿姨在市卫生院生了一个女孩。
六斤四两，哭声嘹亮，整个产房走廊都能听到。
奶奶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像只小猴子一样的新生儿，看了很久很久。
婴儿的小手攥成拳头，在空中胡乱地挥了几下，然后无意识地攥住了奶奶伸过去的一根手指。
奶奶的眼眶红了，但她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她把婴儿小心翼翼地裹进襁褓里，抬起头，用一种很轻但很笃定的声音说：“叫白羽。“
白羽。
洁白羽毛的意思。
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根羽毛，轻轻地落在这个已经被风吹雨打了好几个来回的家里，落下来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没有人听到——但她确确实实地落下来了，落在了一堆碎碎的瓦砾中间，开始生根。
白羽学会爬行是在她九个月大的时候。
那天我正好从体校回家，一推门就看到客厅地板上铺了一张竹席，白羽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连体爬行服，趴在地板上，两只小手撑着地面，屁股撅得高高的，正在努力地试图向前挪动。她的胳膊还撑不太稳，往前爬了两步就“吧唧“一下趴在了竹席上，脸贴在凉席上压出一团扁扁的肉，但她不哭也不闹，哼哧哼哧地又撑起来，继续往前拱。
我蹲下来，把手掌摊开放在她面前。她那双黑亮亮的眼睛盯着我的手看了看，然后伸出小胖手，“啪“地一下拍在我的掌心上，力道不大，但特别响亮。然后她咧开嘴笑了——露出下面两颗刚刚冒头的小白牙。
我把那枚银牌从书包里拿了出来。
那是市级青少年田径锦标赛的铅球项目第二名。
说不上多光彩的成绩——不是金牌，不是打破纪录的那种耀眼成绩，只是一枚银牌，沉甸甸的，挂在一根红白色的绶带下面。
但对我来说，那是我的第一枚奖牌。
是我在父亲走后日复一日地在训练场上把自己摔打到精疲力竭才换来的一枚奖牌。
我蹲下身，把绶带轻轻地挂在白羽的脖子上。
银牌垂在她粉红色的爬行服前面，几乎垂到了她肚子的位置，看起来大得有些滑稽。
白羽低头看了看胸前那个亮晶晶的圆片片，伸出两只小胖手捧起来，往嘴里塞。
“哎！不能吃！“我赶紧把银牌从她嘴边抢救下来。
白羽嘴一瘪，眼看就要哭了。方翠阿姨拿着相机从屋里走出来，看到这一幕忍不住笑了：“来来来，别哭别哭，拍张照。“她举起那台老式的柯达胶卷相机，取景框里框住了竹席上的白羽、蹲在她旁边一脸紧张的我和坐在后面藤椅上的奶奶。
“一、二、三——“
“咔嚓。“
那一声快门的声音，把那个秋天的午后凝固成了一帧泛黄的照片。
照片上的白羽胸前挂着一枚比她脸还大的银牌，咧着嘴露出两颗小白牙；我蹲在她旁边，被高原的紫外线还没开始折磨的脸还带着少年人特有的削瘦和青涩；奶奶坐在藤椅上，嘴角有一丝很淡的笑意，手搭在白羽的小腿上。
那是我记忆中为数不多的、全家人都还完整的画面之一。
那年我十五岁。
在体校练了两年多，铅球的成绩确实在往上走，但教练也跟我交了底：“白宾，你的身体素质不错，爆发力和协调性都可以，但你的技术底子薄，起跑比别人晚。想走专业运动员那条路——说实话，很难。全省比赛的名额就那么多，你就算练到死，能摸到省队门槛的概率也不大。“他建议我转回文化课，好好读几年书，参加体育类的高考，“以后当个体育老师，稳定，也有面子。不比在运动队里死磕差。“
我坐在操场边的水泥台阶上听完了教练的话，点了点头。
我知道教练说的是实话。
这个圈子里天赋好的人太多了，我见过省队那些苗子推铅球的样子——同样的动作，他们做出来就像是喝水吃饭一样自然流畅，而我需要用成倍成倍的训练量才能勉强接近他们的水平。
天赋这个东西，它确实存在，而且它确实不公平。
我认。
但还没等我开始认真考虑教练的建议——表叔找上了门。
表叔是我爸的表哥，在一家汽修厂当老板，平时来往不算多，逢年过节才会提两盒糕点来坐坐。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来的，拎了一袋苹果和一箱牛奶，坐在客厅里和奶奶寒暄了好一会儿，才把话头转到正题上。
他儿子——我的远房表哥——抽中了征兵名额。但那小子从小娇生惯养，自己不想去。表叔舍不得儿子去部队吃苦，又不想白白浪费这个名额，更不想因为“拒服兵役“在档案上留个污点，于是他盘算了好几天，想到了一个主意。
“让小宾替他去。“
十五万。
这是表叔开出的价码。
他说这钱一半是补偿我家，一半等服役期满之后归我。
他说白宾的身板结实，体检肯定能过，表叔说他来安排，年纪的问题他来想办法。
奶奶当场就把表叔轰出去了。
“你给我滚。“奶奶拄着拐杖站起来，手指着门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样硬，“我孙子才十五岁。你让他替你家那个怂包去当兵？还去西藏？你是人不是？“
表叔被骂得灰头土脸，拎着那袋没拆封的苹果和牛奶讪讪地走了。
但我记住了那十五万。
那天晚上我躺在折叠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十五万。
对当时我们家来说那是一笔天文数字。
奶奶存折里的钱在一点一点地减少，方翠阿姨包子铺的生意虽然稳定但利润微薄，养一个白羽的开销比我预想的要大得多——奶粉、尿布、衣服、以后上幼儿园的学费。
而我读体校虽然学费不高，但各种比赛装备、营养补充、外出参赛的费用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私下找到了表叔。
“我愿意去。“
表叔看了我一眼，没有多问。他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句“我来安排“。
体检那天我站在队伍里，身高一米七六，体重六十八公斤，骨骼肌含量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各项指标一路绿灯地通过了。
表叔确实有他的门路——年龄那一栏被填成了十八岁，照片贴上去，钢印一盖，没有人多问一句话。
等到奶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办完了。
入伍通知书寄到了家里，白纸黑字，盖着鲜红的公章。
奶奶拿着那张通知书，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把它放在桌上，转过身去，背对着我，用围裙擦了擦眼睛。
她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
她只说了一句话：“西藏那地方……冷。多带几双厚衣服。“
出发那天在火车站，方翠阿姨抱着白羽来送我，白羽还不懂事，在我脸上拍了两下，咯咯地笑。奶奶站在站台上，没有哭，只是帮我把迷彩服的领口整了整，退后一步看了我两眼，然后挥了挥手，像是赶一只赖着不走的猫一样：“走吧走吧。到了打电话。“
我背着那个比自己还大的迷彩背包走进了检票口。
在转身的那一瞬间，我的目光在人堆里扫了一圈。
方翠阿姨抱着白羽站在左边，奶奶站在中间拄着拐杖——右边那一片空地上，没有李清月的身影。
她没有来送我。
我上了火车，把背包塞进行李架，坐在靠窗的位置上。
列车启动的时候，窗外的站台开始缓慢地向后退去，那些送行的人影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我看着奶奶的身影在窗外逐渐缩成一个小小的黑点，然后被列车转弯处的一片树丛完全遮挡住了。
火车轰隆隆地向前开。
窗外的风景从湘中的丘陵慢慢变成起伏的山地，再变成一望无际的、灰黄色的平原。
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车窗玻璃上，看着那些飞速后退的电线杆和农田，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点空，有点沉，还有点说不上来的、像是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的踏实感。
西藏。高原。最少五年。
我不知道自己会在那片高原上经历什么，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不知道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这个家、这条老街、那些人——还会不会是原来的样子。
列车在苍茫的暮色中一路向西。
多年后我会反复想起那个傍晚。
想起火车站台上那些模糊的面孔，想起背包带勒在肩膀上那种沉甸甸的实感，想起列车启动时窗外的风带着煤烟味和秋天泥土的气息灌进车厢。
它会成为我人生中一个明确的分界线——在此之前的我，和在此之后的我，是两个人。
方翠阿姨和李清月。
李清月穿着那身蓝黑色的校服，背着书包，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几缕碎发贴在脸颊上，像是放学之后直接赶过来的。
她站在走廊的那一头，隔着长长一段距离看着我，没有走过来。
就那么站着。
走廊的白炽灯在她头顶投下一圈惨白的光，她的脸藏在灯光的阴影里，我看不清她是什么表情。
方翠阿姨走过来的。
她穿着一身宽松的深蓝色裤裙，整个人看起来比之前圆润了不少——不是胖，是一种说不上来的丰盈感。
她走到我面前，没有说什么节哀顺变之类的话，而是直接张开手臂把我搂进了怀里。
她的怀抱很温暖，带着一股淡淡的葱花味和面粉味——大概是出门前来不及换下那件围裙。
“宾宾，要撑住。“她的声音压在我头顶上，闷闷的，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你有奶奶，还有我，还有清月。“
我埋在她肩窝里没有动，鼻尖酸得厉害，但我没有哭。
我已经哭了太多次了，眼泪好像已经流干了，眼眶里只剩下一种干涩的、烧灼的感觉。
方翠阿姨的手掌一下一下地拍着我的后背，像小时候我摔跤了她也是这样拍的——力道沉沉的，隔着一层薄薄的衣料传进来，带着体温。
奶奶没有哭。
她一直坐在走廊那把不锈钢排椅上，背挺得很直，两只手交握在膝盖上，看着医生推着那张床消失在走廊拐角的背影。她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站起来。椅子腿在地砖上刮出一声短促的摩擦声。她走到我面前，那只布满老年斑的手抬起来，落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
“宾宾，咱回家。“
就四个字。没有多余的修饰，没有煽情，没有哭天抢地。她说完就转过身，佝偻着背往外走，脚步很慢，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
我跟在她身后走出了医院大门。深秋的风迎面扑来，带着一股清冷的、干燥的、人间烟火的气息。
那是十三岁那年秋天，我最后一次回头去看那栋灰白色的住院楼。
李清月还站在走廊尽头那个位置，隔着玻璃门，她的身影缩成了小小的一团。
我没有看清她有没有在哭。
葬礼办得很简单。
没有大摆流水席，没有请吹鼓手，就是家里几个人加上几个父亲生前跑船时的老同事，在老家的院子里烧了一叠纸钱，洒了三杯白酒，立了一块碑。
碑是奶奶选的石头，青灰色的，上面刻着父亲的名字和生卒年份，简单得没有一句多余的悼词。
父亲以前跑船挣的钱，大头奶奶还是存着的。
白伟华这个人，手松管不住，在牌桌上输了不少，但他每次跑船回来交到奶奶手里的那一份，奶奶一分都没动过。
存折压在她衣柜最底下那层那个铁盒子里，用一块红布包着。
但坐吃山空这个道理，奶奶比谁都明白。
葬礼结束后的第三天，奶奶和方翠阿姨开始蒸包子卖了。
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谁先提出来的——大概是她们两个人在厨房里商量好的。她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起来了。我睡在堂屋的折叠床上，能听到厨房里传来的声音——水龙头打开的声音、面盆被放在案板上的闷响、方翠阿姨轻声问“面发好了没“的声音、奶奶用围裙擦了擦手说“还差一会儿“的声音。那些声音低低的，混在黎明前最深的那片黑暗里，像是这个家还在呼吸的证明。
方翠阿姨的手艺确实好。
她做的包子皮薄馅大，面皮发得恰到好处，咬一口松软又有嚼劲，肉馅调得鲜而不腻，咬开来还有一汪滚烫的汤汁。
奶奶负责揉面和包包子，方翠阿姨负责调馅和上笼蒸，两个人配合得像是已经搭档了几十年。
头几天只做了一笼屉试水，拎到菜市场门口摆了个小摊，还没到中午就卖完了。
后来越做越多，三笼、五笼、八笼——老街坊们口口相传，都知道菜市场门口那个戴蓝布围裙的方大姐卖的包子实在，一块钱一个，咬开直冒油。
日子好像在慢慢恢复正常的轨道。
我在体校的训练也重新走上了正轨——每天天不亮出操，跑步、力量、投掷，循环往复。
汗水冲刷着我的身体，也冲刷着我脑子里那些不愿意去触碰的画面。
铅球的重量落在掌心的时候，那种沉甸甸的、压手的实感，能让我暂时忘记很多东西。
然后，又一个清晨。
那天是周六，我没有训练，在家帮着方翠阿姨包包子。
她正在案板前弯腰揉面，整个人俯身在案板上，两只手交替着将那一大团面团反复折叠、按压——忽然她的手停了一下。
我以为她是要换姿势，没有在意。
然后我看到她的身体往旁边倾斜了一下——很轻微的一下——然后她整个人像个被人抽掉了支架的稻草人一样，软软地往地上倒了下去。
“方翠阿姨！“
我冲过去的时候她的膝盖已经磕到了地砖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咚“。她的脸色白得像一张纸，额头上沁出一层冷汗，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我手足无措地蹲在她旁边，想扶她又不敢乱动，最后还是奶奶从厨房里快步走出来，看了一眼，果断地吩咐我：“打电话！叫车！去卫生院！“
卫生院的老医生检查完之后，摘下老花镜，看了看方翠阿姨的病历本，又看了看她的脸色，最后用一种见惯不怪的平淡口吻说了一句话：“没大事。怀孕了。早期，有点低血糖，加上劳累，才会晕倒。回去多休息，注意营养。“
我站在诊床边上，整个人愣住了。
方翠阿姨也愣住了。她的手放在自己的小腹上，呆呆地看着天花板，过了好一会儿才问了一句：“……多久了？“
“四个多月吧。“
四个多月前。
奶奶坐在卫生院走廊的长椅上，听完这个消息之后沉默了很久。
她那双浑浊的、被皱纹包围的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光在缓缓地转动着。
她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把那根拐杖立在膝盖前面，两只手交叠着握住拐杖头，下巴搁在手背上，闭上了眼睛。
回到家之后，奶奶把方翠阿姨安顿在床上躺好，又给她倒了一杯红糖水放在床头。然后她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方翠阿姨的床边。
“小翠。“奶奶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你跟奶奶说实话。是伟华那个混账东西……欺负你了？“
方翠阿姨没有回答。
她把脸埋在被子里，很久很久没有说话。
但她在被子下面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就一下，很小幅度的一下，像是蜻蜓的尾巴在水面上点了一下。
奶奶的手抬起来，在半空中停了几秒钟，最终落在了方翠阿姨的肩膀上，拍了拍。
她什么都没说——但那只手放在方翠阿姨肩膀上的时间很长，长到窗外树影从东边挪到了中间，长到阳光从窗户外面斜斜地照进来，在两个人的轮廓上镀了一层安静的金边。
半年后，方翠阿姨在市卫生院生了一个女孩。
六斤四两，哭声嘹亮，整个产房走廊都能听到。
奶奶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像只小猴子一样的新生儿，看了很久很久。
婴儿的小手攥成拳头，在空中胡乱地挥了几下，然后无意识地攥住了奶奶伸过去的一根手指。
奶奶的眼眶红了，但她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她把婴儿小心翼翼地裹进襁褓里，抬起头，用一种很轻但很笃定的声音说：“叫白羽。“
白羽。
洁白羽毛的意思。
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根羽毛，轻轻地落在这个已经被风吹雨打了好几个来回的家里，落下来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没有人听到——但她确确实实地落下来了，落在了一堆碎碎的瓦砾中间，开始生根。
白羽学会爬行是在她九个月大的时候。
那天我正好从体校回家，一推门就看到客厅地板上铺了一张竹席，白羽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连体爬行服，趴在地板上，两只小手撑着地面，屁股撅得高高的，正在努力地试图向前挪动。她的胳膊还撑不太稳，往前爬了两步就“吧唧“一下趴在了竹席上，脸贴在凉席上压出一团扁扁的肉，但她不哭也不闹，哼哧哼哧地又撑起来，继续往前拱。
我蹲下来，把手掌摊开放在她面前。她那双黑亮亮的眼睛盯着我的手看了看，然后伸出小胖手，“啪“地一下拍在我的掌心上，力道不大，但特别响亮。然后她咧开嘴笑了——露出下面两颗刚刚冒头的小白牙。
我把那枚银牌从书包里拿了出来。
那是市级青少年田径锦标赛的铅球项目第二名。
说不上多光彩的成绩——不是金牌，不是打破纪录的那种耀眼成绩，只是一枚银牌，沉甸甸的，挂在一根红白色的绶带下面。
但对我来说，那是我的第一枚奖牌。
是我在父亲走后日复一日地在训练场上把自己摔打到精疲力竭才换来的一枚奖牌。
我蹲下身，把绶带轻轻地挂在白羽的脖子上。
银牌垂在她粉红色的爬行服前面，几乎垂到了她肚子的位置，看起来大得有些滑稽。
白羽低头看了看胸前那个亮晶晶的圆片片，伸出两只小胖手捧起来，往嘴里塞。
“哎！不能吃！“我赶紧把银牌从她嘴边抢救下来。
白羽嘴一瘪，眼看就要哭了。方翠阿姨拿着相机从屋里走出来，看到这一幕忍不住笑了：“来来来，别哭别哭，拍张照。“她举起那台老式的柯达胶卷相机，取景框里框住了竹席上的白羽、蹲在她旁边一脸紧张的我和坐在后面藤椅上的奶奶。
“一、二、三——“
“咔嚓。“
那一声快门的声音，把那个秋天的午后凝固成了一帧泛黄的照片。
照片上的白羽胸前挂着一枚比她脸还大的银牌，咧着嘴露出两颗小白牙；我蹲在她旁边，被高原的紫外线还没开始折磨的脸还带着少年人特有的削瘦和青涩；奶奶坐在藤椅上，嘴角有一丝很淡的笑意，手搭在白羽的小腿上。
那是我记忆中为数不多的、全家人都还完整的画面之一。
那年我十五岁。
在体校练了两年多，铅球的成绩确实在往上走，但教练也跟我交了底：“白宾，你的身体素质不错，爆发力和协调性都可以，但你的技术底子薄，起跑比别人晚。想走专业运动员那条路——说实话，很难。全省比赛的名额就那么多，你就算练到死，能摸到省队门槛的概率也不大。“他建议我转回文化课，好好读几年书，参加体育类的高考，“以后当个体育老师，稳定，也有面子。不比在运动队里死磕差。“
我坐在操场边的水泥台阶上听完了教练的话，点了点头。
我知道教练说的是实话。
这个圈子里天赋好的人太多了，我见过省队那些苗子推铅球的样子——同样的动作，他们做出来就像是喝水吃饭一样自然流畅，而我需要用成倍成倍的训练量才能勉强接近他们的水平。
天赋这个东西，它确实存在，而且它确实不公平。
我认。
但还没等我开始认真考虑教练的建议——表叔找上了门。
表叔是我爸的表哥，在一家汽修厂当老板，平时来往不算多，逢年过节才会提两盒糕点来坐坐。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来的，拎了一袋苹果和一箱牛奶，坐在客厅里和奶奶寒暄了好一会儿，才把话头转到正题上。
他儿子——我的远房表哥——抽中了征兵名额。但那小子从小娇生惯养，自己不想去。表叔舍不得儿子去部队吃苦，又不想白白浪费这个名额，更不想因为“拒服兵役“在档案上留个污点，于是他盘算了好几天，想到了一个主意。
“让小宾替他去。“
十五万。
这是表叔开出的价码。
他说这钱一半是补偿我家，一半等服役期满之后归我。
他说白宾的身板结实，体检肯定能过，表叔说他来安排，年纪的问题他来想办法。
奶奶当场就把表叔轰出去了。
“你给我滚。“奶奶拄着拐杖站起来，手指着门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样硬，“我孙子才十五岁。你让他替你家那个怂包去当兵？还去西藏？你是人不是？“
表叔被骂得灰头土脸，拎着那袋没拆封的苹果和牛奶讪讪地走了。
但我记住了那十五万。
那天晚上我躺在折叠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十五万。
对当时我们家来说那是一笔天文数字。
奶奶存折里的钱在一点一点地减少，方翠阿姨包子铺的生意虽然稳定但利润微薄，养一个白羽的开销比我预想的要大得多——奶粉、尿布、衣服、以后上幼儿园的学费。
而我读体校虽然学费不高，但各种比赛装备、营养补充、外出参赛的费用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私下找到了表叔。
“我愿意去。“
表叔看了我一眼，没有多问。他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句“我来安排“。
体检那天我站在队伍里，身高一米七六，体重六十八公斤，骨骼肌含量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各项指标一路绿灯地通过了。
表叔确实有他的门路——年龄那一栏被填成了十八岁，照片贴上去，钢印一盖，没有人多问一句话。
等到奶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办完了。
入伍通知书寄到了家里，白纸黑字，盖着鲜红的公章。
奶奶拿着那张通知书，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把它放在桌上，转过身去，背对着我，用围裙擦了擦眼睛。
她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
她只说了一句话：“西藏那地方……冷。多带几双厚衣服。“
出发那天在火车站，方翠阿姨抱着白羽来送我，白羽还不懂事，在我脸上拍了两下，咯咯地笑。奶奶站在站台上，没有哭，只是帮我把迷彩服的领口整了整，退后一步看了我两眼，然后挥了挥手，像是赶一只赖着不走的猫一样：“走吧走吧。到了打电话。“
我背着那个比自己还大的迷彩背包走进了检票口。
在转身的那一瞬间，我的目光在人堆里扫了一圈。
方翠阿姨抱着白羽站在左边，奶奶站在中间拄着拐杖——右边那一片空地上，没有李清月的身影。
她没有来送我。
我上了火车，把背包塞进行李架，坐在靠窗的位置上。
列车启动的时候，窗外的站台开始缓慢地向后退去，那些送行的人影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我看着奶奶的身影在窗外逐渐缩成一个小小的黑点，然后被列车转弯处的一片树丛完全遮挡住了。
火车轰隆隆地向前开。
窗外的风景从湘中的丘陵慢慢变成起伏的山地，再变成一望无际的、灰黄色的平原。
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车窗玻璃上，看着那些飞速后退的电线杆和农田，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点空，有点沉，还有点说不上来的、像是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的踏实感。
西藏。高原。最少五年。
我不知道自己会在那片高原上经历什么，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不知道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这个家、这条老街、那些人——还会不会是原来的样子。
列车在苍茫的暮色中一路向西。
多年后我会反复想起那个傍晚。
想起火车站台上那些模糊的面孔，想起背包带勒在肩膀上那种沉甸甸的实感，想起列车启动时窗外的风带着煤烟味和秋天泥土的气息灌进车厢。
它会成为我人生中一个明确的分界线——在此之前的我，和在此之后的我，是两个人。
![[同人] 幼狮之恋](/static/nvshen/img/thumb_1.png)